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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張栻理學上承二程，推崇周敦頤《太極圖說》，以“太極”為萬物本原，主張格物致知，知行互發。在知行關系上他認為“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，行之力則知愈進，知之深則行愈達，行有始終，必自始以及終。”“蓋致知以達其行，而行精其知”（《論語解·序》）。曾創建善化（今長沙）城南書院，主持岳麓書院，并先后在寧鄉道山、衡山南軒、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，聲名極一時之盛。其弟子胡大時、彭龜年、吳獵、游九功、游九言，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。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，力主抗金，學術上雖承二程，但有別于程朱而又異于陸學。

　　朱熹稱其“學之所就，足以名于一世”，并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：“余竊自悼其不敏，若窮人之無歸。聞張欽夫（即張栻）得衡山胡氏學，則往而從問焉。欽夫告予以聞，余亦未之省也，退而沉思，殆忘寢食”。《宋元學案》作者黃宗羲稱理學中“湖湘學最盛”。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，提出辦學的主張，說“豈特使子群居佚談，但為決科利祿計乎？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？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”。評價張栻的思想:“見識高，踐履又實。”(《宋元學案·南軒學案》）。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，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。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“為之則有其序，教之則有方。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，習乎六藝之節，講乎為弟子之禮，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，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，優游于弦歌誦讀之際”。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，“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，求之有道，進之有序，以免于異端之歸”。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，在學與思的問題上，主張“學思并進”，在其主教岳麓書院期間，以此躬行實踐，影響甚著。陳亮則曰：“乾道間東萊呂伯恭（呂祖謙），新安朱元晦（朱熹）及荊州（張栻）鼎立，為一代學者宗師。”（《陳亮集》卷21）。全祖望則云：“宣公身后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、岷隱游者，如彭忠肅公之節概，二游、文清、莊簡公之德器，以至胡盤谷輩，岳麓之巨子也。再傳而得漫塘（劉宰）、實齋（王遂），誰謂張氏之學弱于朱子乎！”（《湘學略·岳麓學略第五》）。朱熹嘗言：“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，如敬夫，則于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。”（《宋史·道學第三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