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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因篤一生安貧樂道，勤于研讀，執(zhí)教著文，畢生不倦，學識淵博，著述宏富。其主要著作有：《詩說》《春秋說》《議小經(jīng)》《漢詩音注》5卷，《漢詩評》5卷，《古今韻考》《受祺堂詩集》35卷，《受祺堂文集》4卷，《受祺堂文集續(xù)刻》4卷，手抄本《山漢論》1卷等。

　　李因篤在音韻學研究上，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，《音學五書》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，寫稿時，常與因篤商討，顧炎武說：“深知吾書，海內(nèi)惟李天生一人”。可見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。李因篤還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詩中使用仄聲的規(guī)律和特點，得到當時朱彝尊等人的肯定。他著有《漢詩音注》和《古今韻考》。

　　幼年時期

　　幼年時人呼為“神童”，李因篤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，金元時，遷移關(guān)中，定居富平東鄉(xiāng)（今薛鎮(zhèn)韓家村）。其高祖、祖父經(jīng)商于陜北的延安、定邊、安邊一帶。父親，名映林，“始以文補邑諸生，少而剛方，績學不怠，獨好傳注，以程朱為宗。”從師明末關(guān)學儒宗馮從吾，為得意門生。崇禎七年（1634年）4月，患病而亡，年僅27歲。其母田氏，為富平人田時需的女兒。是年7月，李自成率義軍攻占富平，其居韓家村被圍，祖母楊氏囿于傳統(tǒng)“忠君”思想，率族人81人俱焚，3歲的因篤與弟因材隨母去外婆家才幸免于難。從此，李家門戶蕭條，無依無靠，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。

　　李因篤外祖父為增廣生員，對因篤“提攜教誨”，使因篤受到良好教育。因篤天資聰穎，5歲即讀經(jīng)史，過目不忘。7歲時，其母見因篤逐漸懂事，便取出其父遺書及馮從吾小像，哭訴曰：“此孔孟真?zhèn)鳎舾府犖糁疂撔膹氖抡咭玻∽訌拇俗詣睿舾笧椴煌鲆印！币蚝V從此晝夜誦習，手不釋卷，繼承父志，學益大進。“八歲能文章，出語輒驚人”。11歲應(yīng)縣試，考取第一名，入庠學習，時人稱之為“神童”。不久，他拋棄了科舉應(yīng)考，“為詩文，有聞于時，而尤潛心于傳注之書，以力追先賢。”

　　游歷時期

　　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(guān)，攻陷北京，明亡。時因篤13歲，深感亡國之痛，立志反清復明。順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18歲時，他告別故里，出外游學，看見山河依舊，朝服易改，思想故國家邦，祖先遺訓，不禁感慨萬千，仿杜甫作《秋興》詩八首以寄之。翌年，經(jīng)友人蘇生紫、趙一鶴推薦，抵達代州，在知州陳上年家任塾師，后陳上年調(diào)至雁平道，因篤隨同前往。此間數(shù)年，他益發(fā)憤讀六經(jīng)及濂洛關(guān)閩諸大儒書籍，所著詩文更加高古精邃，名播海內(nèi)，一時騷人詞客，趨之若鶩，至邸舍不能容。其中著名學者昆山顧炎武、太原傅青主、粵東屈大鈞和他結(jié)為至交。人稱“自有名士以來，以布衣聳動四方，未有如公之盛也”。

　　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顧炎武二次會因篤于代州，他們在陳上年的庇護下，聯(lián)絡(luò)志士20余人，于雁門、五臺之間，披荊斬棘，墾荒種田，以圖復明之舉。李因篤在塞上八、九年間，被陳上年“視為畏友，投契之深，有同骨肉。”使李因篤無內(nèi)顧之憂，精心研讀學問。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9月，陳上年離職而去，李因篤攜家歸秦。

　　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春，顧炎武因文字獄牽連，在濟南入獄，經(jīng)李因篤、朱彝尊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營救，于是年10月獲釋出獄，與因篤在北京相會。此后，李因篤與顧炎武的情誼愈加深厚。

　　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39歲的李因篤再次東出潼關(guān)，走河南、下?lián)P州，南游湘、鄂、楚等地，結(jié)交四方學者。康熙十一年“三藩之亂”突起，社會動蕩不安，因篤慮及老母安全，遂急速返里。此時，陜甘一帶也發(fā)生動亂，朋友郭九芝、總兵張夢椒欲推薦他從軍，因篤力辭，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。但軍政官員仍不斷纏擾，后“避地鳳翔，又之延安”。

　　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，周至李二曲，“以避兵氛”，應(yīng)縣令郭九芝之邀，隱居于郭為其修建的隱士莊擬山堂別墅（在今富平王寮鎮(zhèn)軍寨村），李因篤為其作序以記大略。以后，李二曲與顧炎武、李因篤、王山史、李雪木等學者名士經(jīng)常在此研究學問，和詩唱文，講學質(zhì)疑，長達五年，后二曲返回周至。

　　為官時期

　　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清政府為延攬人才，緩和與漢士族的敵對情緒，攻固統(tǒng)治基礎(chǔ)，開博學鴻詞科、詔舉文行兼優(yōu)之士。內(nèi)閣學士項景襄、李無馥、大理少卿張云翼，以“學問淵通、文藻瑰麗”薦舉李因篤，因篤以母老家貧為由，力辭不就。然而，康熙早聞其名，稱他與秀水朱彝尊、慈溪姜宸英、無錫嚴繩孫為“四布衣”，“必欲致之”。地方官吏奉旨催促，因篤不從，以死抗拒，后在母親的規(guī)勸下，于秋季涕泣登程。

　　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三月一日，李因篤扶病考試，皇上拔之前列，授翰林院檢討，受命纂修晚史。因篤自抵都以至授職后，以母老孤丁，無所依托為由，屢次具呈具疏，先后上疏陳情37次。人云，《告終養(yǎng)疏》其文情詞懇切，可與“李令伯（李密）《陳情表》同擅千古”，“其父可追班馬，為我朝第一篇文章”。康熙看了疏文，深為所動，遂準許他的請求。離京那天，京師士大夫數(shù)百人為其送行，朱彝尊“祖餞于慈仁寺，揮淚而行”，龔鼎孽為其題寫“西京文章領(lǐng)袖”的堂匾贈行。當時他與周至李二曲、華陰王山史、三原孫豹人，被王漁洋（士真）譽為“卓然自挺于頹俗之表”，不受清廷籠絡(luò)的“關(guān)中四君子”。

　　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顧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，他以信告訴李因篤，因篤即派人探視。豈料次年春節(jié)，宴請賓朋后的一天，因上馬失足，初九即去世。噩耗傳至富平，因篤即揮淚寫了《哭顧亭林先生一百韻》，深表悲痛與懷念。

　　講學時期

　　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春，李因篤應(yīng)聘到關(guān)中書院講學。此前，為重振關(guān)學學風，因篤與關(guān)中李二曲等名士積極倡導修復關(guān)中書院。他告訴二曲先生“聞米侍御至省，當乘間一言，此天地盛典，吾徒份內(nèi)事也。今執(zhí)事舉少墟先生之任，委之於篤，是以烏獲百鈞，界不勝匹雛者，況京兆人文之藪，軒冕之彥，相望于涂，何至惟席無人，使谫陋如篤者，儼辱布衣祭酒之座乎？”雖然他謙讓，不任書院負責人，但為關(guān)中書院的恢復和關(guān)學的振興奔走效力。經(jīng)常在這里講學，與諸學者切磋學問。隨后，關(guān)中書院成為“關(guān)學大興”的圣地。是年7月，其母去世，因因篤平日謹尊母訓，“樂善親賢”，四方親友萬余人前來送喪。是年李因篤已54歲，堅持不仕。后又應(yīng)邀為創(chuàng)建朝陽書院撰寫序文，并在此講學，推動了關(guān)學的進一步發(fā)展。

　　李因篤晚年，因為年邁體弱，出外講學不便，便在家鄉(xiāng)鏡波園或家中收徒講學，常以著書立說寫詩唱文為樂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春，突患偏癱，友人朱長源前來探望，李因篤拉著他的手說：“吾一生作詩文，不下數(shù)百萬語”，又撫摸胸口說：“無一字不以此中刻畫出”。從此說話困難，但仍伏案讀書，撰稿不絕。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，一代著名學者離開了人世，終年61歲。

　　從師時期

　　李因篤一生樂于教育事業(yè)，宣傳他的學術(shù)思想，培養(yǎng)一代英才。他青年時在私塾任教，中年時游學全國各地，曾在關(guān)中書院、朝陽書院、富平鏡波園講學、名聲傳至關(guān)中內(nèi)外，大江南北。晚年在家鄉(xiāng)舉辦私塾，收徒講學，直到臨終，為教育獻出了畢生精力。

　　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學習，然后才能立法制行，教化臣民。他認為，天子經(jīng)過努力學習后，必須能立大志，勤其政，誠政事，迪本德、憐臣民，明禮樂，尊賢才，孝祖先。強調(diào)學習要持之以恒，最終必博修而明。提出學習應(yīng)有辯證的方法，“擇其善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主張學習要“經(jīng)世致用”，認為學習經(jīng)學的目的是通曉治國之道，做文章要結(jié)合現(xiàn)實。這與今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(jié)合有相通之處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李因篤在史學、天文、歷法、樂律、書法、繪畫、考據(jù)學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，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論。這些都是李因篤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(chǎn)，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發(fā)掘與研究，為我們的現(xiàn)實服務(wù)。